今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FFR），高临阳导演电影《再团圆》、雷磊导演电影《第二个和第三个妈妈》、孔大山导演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多部华语片入围了竞赛单元，加上“焦点影人“邱炯炯导演的职业生涯作品回顾，本届鹿特丹电影节参加展映的华语片数量超过了20部。

　　在中国电影市场不断走下坡路的今天，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的鹿特丹，依然对华语片如此关照是让人感动的。华语片能在鹿特丹有如今的关注度，和选片人谢枫（Shelly Kraicer）有着直接关系。他在鹿特丹电影节担任华语片选片人已有15年，大量的华语片经由他进入国际。鹿特丹电影节最高奖项金虎奖连续三年（2018-2020）由华语片包揽的盛况，谢枫功不可没。但近日鹿特丹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包括谢枫在内的选片团队遭到全部解雇，这不仅意味着鹿特丹电影节选片风向将发生改变，华语片能否在鹿特丹延续此前的辉煌，也成了未知数。

　　谢枫也在第一时间通过Facebook发表了感慨：“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工作了15年之后，我已经不再属于那里。所有资深的IFFR选片人和一些自由选片人，包括我，均在两周前被告知，我们的合同被裁减，我们的职位也被取消。我为曾作为电影节选片团队的一员而感到非常自豪，为IFFR的观众带来了一些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项金虎奖的影片：黄骥的《鸡蛋和石头》、蔡成杰的《北方一片苍茫》、朱声仄的《完美现在时》和郑陆心源的《她房间里的云》。我也很高兴曾为电影节策划了两个重要的回顾展，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回顾展。我将永远对那些不妥协的关于艺术的声音保有最特别的关注，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努力地在电影节的生态系统中，为他们寻找空间。”

　　鹿特丹此次选片人裁员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选片人这一职业的脆弱性。今天，我们借IndieWire的一篇专栏文章，一同来讨论电影节选片人在电影行业中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

　　随着鹿特丹电影节解雇其整个电影节选片团队，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一职业。

　　电影业的工作保障一直都是不稳定的事情。在这个时刻，如果你在奈飞或者华纳兄弟的一个冗余部门工作，那工作的保障性就显得更加脆弱了。在这个名单上，你还可以加上电影节的选片人员——他们本应有着行业中最为稳固的饭碗。

　　最近奈飞的股票每天都会创下新低，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该平台过度依赖算法，并且制作了大量低观看量的内容。过多的内容生产迫使这家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公司认识到，策展决策比纯粹的数据更重要，这意味着选片人的技能——这也是一种技术——应该是他们最需要的。对电影节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电影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选片定义的。

　　然而，最近的事件说明了这个职业的脆弱性。上个月，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解雇其全部选片人员，作为组织“重组”的一部分，并将在即将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宣布他们的新团队。事实上，该电影节几周前宣布裁员15%的做法已经暗示了其战略转变。鹿特丹电影节的做法激怒了选片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在该电影节工作了数十年。荷兰的报纸在本周开始报道这一情况，前选片团队和其他最近离开电影节的人提供了匿名证词；一些人还联系了我（该文章作者），向我抱怨领导层的决策。

　　本专栏并不是要责骂那些受到疫情影响而被迫缩减开支的组织，毕竟所有的电影节都受到了影响。但是，一个大型电影节以牺牲其最有价值的参与者来缩减规模的做法，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危机正在发生。

　　长期以来，我一直远观着鹿特丹（其日期通常与圣丹斯电影节重叠，北美人很难前往）。这个有着50年历史的荷兰电影节，因其不妥协的非盈利策展方式和向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推出前卫电影的能力，而赢得了声誉。在2019年，即迄今为止该节展最后一届线下举办的电影节，该电影节卖出了327,000张门票。它还主办了CineMart市场，这是许多买家和卖家在前往柏林和戛纳电影节之前的一个重要停留点。

　　多年来，该节展推出了许多热门影片，从《生人勿进》（Let the Right One In, dir. Tomas Alfredson）到《舍间声响》（Neighboring Sounds, dir. Kleber Mendonca Filho）。同时，鹿特丹电影节也是某些希望扩大其全球知名度的圣丹斯影片的关键一站，特别是那些未被柏林电影节接受的影片，柏林的电影节规模会使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品相形见绌。经由圣丹斯到鹿特丹的主要美国电影作品包括《昨日欢愉》（Old Joy, dir. Kelly Reichardt）《感觉就像爱》（It Felt Like Love, dir. Eliza Hittmann）《喜剧》（The Comedy, dir. Rick Alverson）《平淡无奇的孩子》（Obvious Child, dir. Gillian Robespierre）。在这些影片中，只有罗伯斯比尔（Gillian Robespierre）的影片是统一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其他的影片需要像鹿特丹这样以电影为首位的电影节，它提供挑剔的观众，以及相应的批评热情。这是一种独特的策展验证形式。

　　鹿特丹的资源已经缩减了一段时间。近年来，该电影节面临着几轮预算削减：从1000万欧元到2020年的980万欧元，当时该电影节成为疫情开始时第一批虚拟举办的电影节之一。2023年电影节的预算是780万欧元。一位电影节代表告诉我，在没有门票销售的情况下，鹿特丹每年都会损失200万欧元。

　　现任艺术总监Vanja Kaludjercic于2019年继任，前任总监是荷兰电影基金首席执行官Bero Beyer。任何在这个时候进入高层工作的电影节机构领导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例如：圣丹斯总监Tabitha Jackson）。Kaludjercic的应对措施似乎是边缘化她的电影节选片人员。一些人向我抱怨说突然失去了自主权。他们不信任选片人的决策，任何影片都必须提交给以Kaludjercic为首的独立委员会批准。

　　电影节选片人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更像是外部顾问，而不是选片团队中的高级成员。不再有关于电影的正常讨论，一位前工作人员告诉我。感觉Kaludjercic想独自操办所有事情。

　　其他前工作人员抱怨说，在这个以前是同事关系的组织中，有一个不透明的沟通策略，选片人必须将数据输入无尽的电子表格，以便将想法提交给官僚机构审批。这与节展制作过程中经常使用的炮轰战略（译者注：原文为run and gun，为篮球中的一种战术，即一种快速的、可以自由发挥的、创造大量投篮机会并且容易得到高分的方式。这一概念在这里延用至选片策略。）不相符：电影往往要赶在电影节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而电影节则可能受制于创作者的突发奇想。你在跟艺术内容打交道，另一位前工作人员说，组织电影节是一个有点混乱的事情。你没有时间去填写一个有100条不同规则的Excel表格。

　　该组织的选片人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对这些协议的使他们被裁掉了。Kaludjercic拒绝回应这些指控，但一位声称代表鹿特丹团队 的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一份声明，其中指出了对这些指控的异议。他们写道：在项目重组期间，我们欢迎每个人的意见，这也是过去两年的工作。整个团队的重组既与电影节面临的经济压力有关，也与创建新的内部结构有关，这个内部结构更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培养一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项目。

　　我们还未能见其雏形。但是前鹿特丹总监Beyer告诉我，考虑到荷兰铁一般的劳动法，重组可能是电影节开除签署了长期合同的员工的唯一方法。

　　他说：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团队有长期合同，这使他们不可能实施变革。这些都是长期的任命合同，这是很好的工作保障，但如果你想带来新的东西，就很难了。这些因素迫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重塑这个电影节。

　　当鹿特丹两周前宣布其重组计划时，它将电影节分为五个无定形的类别：内容；交流和观众运营；资金和业务增长；商业事务；以及运营。这种精简的做法让许多员工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知他们的工作被取消了，尽管有些人被邀请来申请新的工作。裁员不仅影响到了电影节选片团队，还影响到了制作、IT和营销人员——所有这些都很难让人看出该组织要如何继续运转。

　　对于选片人员来说，这种突然的转变尤其令人震惊。资深的选片人要花数年的时间来建立他们的联系网络和知识库，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依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并不能随便被一个愿意审阅数以千计的提交材料的迷影人代替。例如，鹿特丹的选片人Gerwin Tamsma，自1996年以来一直专注于拉丁美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区的电影。Shelly Kraicer作为自由职业者在电影节担任中国电影的选片人则已有15年。

　　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电影节的改组特别感到沮丧。他在信中说：这是一种电影生态系统的概念，它消除了，或者说边缘化了艺术、艺术家、策展人/选片人，以及作为社群一部分的觉醒的、有智慧的观众。

　　同样，该电影节如何收拾残局，如何证明鹿特丹仍然重要，还有待观察。电影节方面向我坚称，它的节展制作理念将保持不变，尽管它的新阵容与它裁掉的团队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

　　前鹿特丹电影节工作人员的骚动突出了他们在电影节制作领域被边缘化的感觉。电影节选片人通常是充满激情的创造者，他们做着艰苦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令人兴奋的电影。他们与电影制作人、制片人和销售代理建立关系；参加会议和市场，跟踪正在进行的作品；有时还必须进行微妙的推销以赢得某些首映。他们对质量的评估往往是残酷的，对值得观众花时间观看的作品的门槛有复杂的看法。这种职业性质使他们并不会乖乖屈服于企业的阴谋诡计。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开除这些人，他们就会报复。

　　鹿特丹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决策反击的人。两年前，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该电影节在几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突然解雇了艺术总监Lili Hinston和她自己的选片团队（完全披露：笔者曾经在该电影节为影评人举办过一个研讨会）。在几周前，我也报道了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艺术总监Paolo Moretti和他的团队被突然解雇的一系列复杂情况。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某个模式开始浮现出来。电影节选片人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厉提醒，即使在顶级电影节，他们的工作也没有保障。

　　但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提醒：许多选片人已经长期处于游牧状态，在一系列电影节的工作中跳来跳去，以尽可能地支持自己。他们没有工会或其他集中的机构来代表他们的权益。电影节本身有国际电影人制片人协会（以下简称FIAPF），该组织自1933年以来一直代表电影节的监管需求。然而，FIAPF的代表拒绝讨论鹿特丹的节日选片人情况，他们说，因为 在FIAPF的相关国际电影节条例中，没有与此类事项相关的标准。

　　问题就在这里。选片人没有一套集中的标准来保护他们的工作。一位选片人告诉我，他们认为FIAPF是 老板的工会。创建另一个管理实体来维持其最有价值的职业，这将符合国际电影节社区的利益。

　　这一挑战并非欧洲独有。去年，以美国为中心的电影节联盟告诉我，它正在探索区域性电影节共享资源的方法，以支付全年为多个组织工作的选片人费用。电影节选片人可能会感受到预算削减的持续威胁，但一个更复杂的电影节选片人联盟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当一个电影节支付不起某个人的费用时，另一个可以填补空缺。

　　然而，在欧洲电影节网络的诸多脆弱性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更令人不安的问题。就像娱乐领域的其他事情一样，全球流媒体已经危及到区域性电影节作为重要平台的作用。电影节可能会继续感到被挤压；面对门票销售下降和赞助商焦虑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比如鹿特丹。

　　有鉴于此，行业可能要认真考虑对选片人的投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策展工作上花了几十年时间的选片人是不可替代的实体，他们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组织带来策划的精髓——是的，包括流媒体。

　　这并不是一个大胆的新想法。选片人经常转型到其他行业工作，他们多年来在电影节的工作磨练了他们的能力。进入流媒体领域的选片人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人脉和直觉，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授权，来进行内容选择和编排。多年来，从奈飞到亚马逊，每个人都把钱投入到电影节的赞助中；如果这些预算中的一部分能投入到电影节制作领域本身——也许通过雇用一些流动的电影节工作人员——可以同时解决流媒体在艺术与商业两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